制定國家教育方向

我國特殊的國情形成了現今的政府資助型學校，及不接受津貼的華文獨立中學。1996年教育法令雖允許私立學校的興建，可惜國民型學校及獨中仍未按需求獲增建。資助也因學校而異，政府支付國民學校所有開銷；國民型學校的行政經費由政府承擔，基本建設費一般則由學校自行籌募。獨中主要依賴社會捐贈來發展。

面對民聯4州政府“制度化撥款”給缺乏中央政府資助的學校，最近讓私人界“以賭養校”、義騎腳車籌款等舉動，到預算案透過“學校計劃”捐款的企業稅務回扣優惠，一再顯示大部份的國民型學校及獨中教育費依然由民間承擔。政府則承擔以往由學生支付的課外活動費、校內考試費、學聯體育基金及保險的附加費。

由於政府對於多元化教育還有很多顧慮，教育需求與選擇權到底沒有實際的解決方案。城市華小的師生比例失調，且僅能以一校換一校方式建校。政府指責獨中課程不符國家教育政策並不能成立，因為很多獨中生兼考大馬教育文憑和統考。

CfBT教育信託的研究報告指出受母語教育的孩童學習效率優於非受母語教育者。母語為主的多元語言教育不但有助於孩童吸收知識，減少輟學率，甚至對經濟成長有外溢效應。菲律賓也已逐步實施母語教學，至今共有8大語言取代菲律賓及英語成為小學教學媒介語。

實際上，2012年度預算案跟現今制度相比並沒有太多突破，政府未探討31%原住民沒升上中學問題是否因語言障礙、跟不上學業導致。勞動力的提昇是我國擺脫中等收入國陷阱的關鍵因素，否則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鴻溝或會加劇。因此，政府應更開明地對待民間的母語教育需求。

政府可發放教育券給每名小學生及將報考政府會考的中學生，取代目前的撥款制度，這將能更公平地按需求補貼所有公私立學校。同時，教育自由化並須讓各校享有自主權聘請教師，而非讓師訓畢業生“失業”，無法被派去師資不足的學校。政府也應讓家長有自由擇校權，因為公平競爭能讓教育素質得以改善。

各政黨應在全國大選時公開辯論國家教育方向，而非圍繞在不能體現教育素質的撥款數字遊戲。

（刊登于2011年10月12日《星洲日報／言路》）

左右为难考华文

国民中学校方以学生人数不足不开办母语班，或基于及格率是首要考量，而不鼓励学生报考华文；国中生不珍惜放学后留下来上母语班等问题，已经让大家司空见惯。

然而，近来由于某所国民型中学的学生拒绝报考华文，遭到华教人士谴责而引起社会关注，才让大家关注国民型中学的状况。究竟华文（母语）该不该被列为必修必考科？

首先，我认为这与整个社会和制度的标准非常有关系。我的中学时期曾经历两个必修也必考华文的环境。

我曾在新加坡就读中学时，考过该国普通水准的华文；之后回到大马在国民型中学念书的我，也考了大马教育文凭的华文及中国文学。这样的背景从来不允许我去思考“放弃母语”的可能性。

我曾到沙巴一所国民型中学当临教，教华文时才知道当地的国民型中学虽规定华裔生须上华文课，但不强制他们报考华文。因此不打算在大马教育文凭考华文，成了某些学生想当然的借口，这一小撮学生非但不专心听课，还干扰其他要上华文课的同学。

东马的“必修不必考”当然不是理想的政策，它仅比没有提供母语班的国中要好些，但却忽略传承并发扬母语的使命感。

狮城弹性有效因材施教

新加坡虽然强制学生修读各自的母语，但该国也意识到学生们（不包括中国留学生）的华文水平下滑，因此很巧妙地让学生自由选择修读程度较高的高级母语（华文），或仅仅能简单地应付读听说的B水准华文。

然而在申请大学时，考高级母语的学生在LIR5积分上会有优势。这样的自由主义至少并没有把母语给抛弃，而是更好地因材施教。

在我国，与其说多数学校采取的宽松政策是自由主义，倒不如说功利主义至上更为恰当。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们放弃修读华文？华文难考是个不争的事实，在2009年的语文科中，考获A+的华文科考生仅有0.2%、泰米尔文2.9%、英文3%及马来文9%。

在能自主选择报不报考的环境中，学生或家长们的首要考量是担心华文科成绩，会影响他们获得公共服务局奖学金。

华团的声音往往谴责考试局把华文科的评分标准制定得太苛刻，或考题太难导致学生却步。

我承认我国的华文在大马教育文凭的程度比起新加坡的普通水准考试更具挑战性，主要差别是我国注重学生学习文言文、背诵名句精华和文法掌握；新加坡则仅仅强调学生在日常生活的华文应用能力。

今年起，我国华文科评估制度改革增加了口试环节，也更重视应用能力。

捍卫母语最后一道防线

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博士说，华文科难考是因为要保持国际水准，与中国接轨。然而我并不苟同魏家祥的观点，因为中国的大学都承认统考华文科资格，仅少数将大马教育文凭的华文科成绩等同于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中级。

有人说学习并考华文可算是我国华裔新生代捍卫母语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是最后一道防线，华社是否能更理性并弹性地处理？

其实我们可以不必要求教育部把现有的华文科水平降低，而效仿新加坡的做法提供两种程度的华文科让学生选择要报考。

或许这对我国华社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望大家仔细想想，在没有强制报考华文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是默许学生因为担心无法考获佳绩而完全放弃华文，或让学生有多一个报考华文的诱因？

最后，我呼吁我国教育部应比董教总更积极地游说中国的大学，承认我国教育文凭的华文科成绩，让它能与汉语水平测试程度同等化，鼓励学生有更强烈的报考动机，也能更巩固我国作为中台两岸以外华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地位。

当然，我国政府最后必须承认中国的重点（或比我国大学排名更高的）大学文凭，这样才能促进两国教育、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刊登于2011年3月21日《南洋商报》)

中秋与政治

这个中秋特别礼，传情寄意送千里；
月亮圆圆照大地，见证元璋的起义；
阶级平等民主里，奈何仍差千万里；
神圣一票在手里，国家未来全靠你！

中秋节快乐！

认真看待课外活动吧

新学年的开始，又是中一新生们忙于选择课外活动的时候。课外活动占了申请进入国立大学分数比例的10%，但报读国内的私立学院却没有对课外活动有任何要求。因此许多师长和学生们都对课外活动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学生们只需专心于学业考获佳绩，便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意识到现今学生们对课外活动的热忱不足，教育部副部長莫哈末卜艾及高教部副部长赛福丁阿都拉，皆提出将课外活动的比例提升至30%。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也认为，课外活动的分数有被提高的可能性，以避免学生过于偏重学术。可是民间也有不认同将课外活动纳入大学申请的声音。因此高教部長莫哈末卡立多次强调，课外活动在申请大学的入学标准比例暂时保持不变。

许多师长与学生对课外活动的计分法仅一知半解。我就曾被某位中学老师告知，只有参加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比赛、得奖时能列入计分，因此其他民间团体举办的比赛可以不必参加。我也曾听学生指出老师以假期为由而不批准他们参加在放大假期间举办的比赛。在经过上网搜索下得知，这一切都与教育部定下的计分法有所出入。

须了解课外活动计分法

按照课外活动的计分指南，学生必须参加制服团体、体育、学会各一项。分数的比例分别是出席率50%、职位10%、参与20%、成就20%，从中一至中六每年累积积分（CGPA）。在参与的项目，教育部并没有规定只有官方举办的活动才能获得分数。教育部也很贴心地考虑到学生在12月假期期间仍会有很多活动，因此校方能将分数推迟至隔年1月份计算。

或许有老师不了解课外活动的计分法。然而我对教育工作者仅以分数来考量是否允许学生参与比赛，感到非常遗憾。就算完全没有分数，难道学生的学习及累计经验机会就能被否定吗？若一切都以分数来权衡，只不过鼓吹并塑造功利主义的下一代。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逐渐让课外活动的精神荡然无存。

从课外活动没有计分到有了计分制，是为了完善正课教育的不足，培养学生多元兴趣、发展及塑造他们的个性与领导能力，也让学生们在学业与活动中学习取舍及时间管理。

遗憾家长忽视课外活动

将课外活动列入申请大学考量在西方是很普遍的，但国外并没有公式化的计分制。这就像申请工作时没有固定的标准，来评定课外活动与学术成绩所应占的比例。就算申请者不曾担任要职，他并不会因此而吃亏，重点在于让考官了解到其参与的活动的意义，是否有献身社会精神，录取方式的主观性较强。

由于我国国立大学并不像外国般能自主招生，所以以上录取法不适合被采用。我国是由高教部大学入学处统一处理学生的大学与科系申请，所以国内的课外活动计分制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

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甚至有国家将课外活动提升至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在我国，许多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补习，却不愿意出钱让孩子参与课外活动；也有些老师认为课外活动对是项负担，而不愿认真看待。既然社会如此被动，国立大学录取时考量课外活动，至少在某个程度上能制度化地唤醒大家关注，这实属无奈啊。

(刊登于2010年1月14日《南洋商报》)

一个大马阅读计划

我国中小学免费教育使我国的识字率高达91.9%。2008年教育工艺局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小学生平均每年阅读15本书，中学生读8本书。从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及国家统计局在1996年及2005年的数据中，18岁以上的国人每年平均阅读2本书，没有增长的趋势。种种数据让许多人认为我国的阅读风气并不盛，

我国77%人有阅报习惯；阅读小说及杂志的人各别占3%；阅读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读者更少，仅占1%。或许可以说，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阅读的兴趣改变了，仅仅依赖报纸这精神粮食为主要读物，仅少数人阅读其它类型的读物。

网络用户注重娱乐

在互联网的世界，国人游览面子书的时间比阅读电子书更频密。虽然大马宽频渗透率仅25%，然而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对人们的生活习惯仍会是有显著的影响。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网络用户主要是以网络的娱乐功能为主。因此，政府得以更多元的管道提升人们阅读风气，以塑造更有人文素养的人民。

在这个月初，新闻、通讯及文化部与国家图书馆联手推介“路途越远，知识增长”的一个大马阅读计划。由马来亚铁道公司配合的这项计划迈向新的里程碑，将首次在我国的火车车厢里设置阅读角落，让乘客争取阅读时间，充实自己。况且，供阅读的书籍或刊物也包涵国文、英文、华文及淡米尔文，这非常值得鼓励。

槟城的快捷通巴士虽然没有设置阅读角落，也为搭客提供宽频无限上网服务。若乘客们善用该服务，当然可以乘机上网阅读，获取最新知识。

在政府鼓励国人阅读的措施当中，除了年度的阅读月运动，政府更是让国人在呈报所得税时，购买的书籍或刊物能享有1000令吉的最高扣除额。

盗版书助推动阅读

有项数据显示我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只花费50令吉购书。由于近年来我国盗版书的贩卖很是猖狂，来自中国的中文盗版书不仅在购物广场内有售卖，在夜市集也很容易获得。我们不时可以听到政府取缔盗版光碟，然而对于盗版书籍，政府却从未严厉打击盗版书。

盗版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协助“推动阅读风气”。由于盗版书的发行量无法列入正式统计，当然也无法在税务中获得任何回扣，再加上盗版书的价格低廉，因此每个家庭仅消费50令吉购书的数据并无法证实阅读风气低落。

不论阅读风气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国人对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有限，所以不如先进国家般采取各项措施保护知识产权。除了没有足够的知识产权观念，国内大多数大学生宁愿复印书籍也不买正版教科书。其中的原因包括正版书太昂贵，这值得政府重视。

政府信誓旦旦要在2011年征收消费税，政府安抚民众说必需品将不被征收消费税。要迈向先进国，知识就是力量，良好的阅读风气是其中要素，因此书籍可说是先进国的必需品。因此，要鼓励全民阅读，政府不应该向书籍或书刊等征收任何消费税。

要打造知识型的社会，除了多方面推动，政府还需多努力。欲提升阅读风气之际，打击盗版书与否对于政府恐怕是个两难吧。

(刊登于2009年12月22日《南洋商报》)

限考12科能解决发放奖学金问题？

在1994年1月3日推介《教育部主要工作目标》时被提出，并于2000年落实的大马教育开放文凭，即将于明年起改为限考12科，其中仅10科主要课及2科与语言有关的额外科，该2科额外科不能被其他科目替代。 当初教育部继续推行开放式考试文凭，是为了允许考生按其能力自由地追求他们有兴趣的知识，并让考试局评核他们的程度。政府当时大概没有预料到我国有那么多优秀生。由于考生一年比一年制造更多创举，导致发放公共服务奖学金之争议不断出现。

我国的教育“标准”长久以来认可考越多科A1者越优秀。由于许多所谓的优秀生得不到公共服务局奖学金，引起社会各阶层声援这些优秀生，而指责政府在遴选奖学金得主制度方面有偏差。因此，教育部长慕尤丁认为，限制科目可以解决公共服务局海外奖学金之课题争议。

限制考科非属教改

部长多次强调我国需要进行教改，但这限制并不该当成教改。改革需要的是完善化的机制，而不是开倒车。虽说限制报考科目的影响层面仅涉及约10%或4万5000名考生，但影响却是深远的。考生无法象往年般随心所欲地选择喜爱的科来评估。

在经过社会各阶层反映，政府从原先的限考10科格外开恩，让母语或语言相关科目得以在额外科保留。然而，此举却再度引起各界关注，因为额外科将不获公共服务奖学金列入评估考量。同时，额外科是否会列为进入预科班之考量也仍未明朗化。

这种隐忧主要是出现在华印裔社群，他们担心在政府不重视母语或语言科的情况下，考生人数会减少。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这样的限制或让很多华印裔子弟在大马教育文凭中，放弃考他们的母语或文学科，并导致这些科目被边缘化。

奖学金申请应改善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实最好的解决争议方式是改革奖学金及预科班的申请机制。举个例子，我国可以参考新加坡从中学升上初级学院的遴选方式，即在普通文凭或O水准考试中采取L1R5（Language1Relevant5），即第一语言（英语或高级母语）、一门数学或科学、一门人文科及另三门最佳的相关学科成绩为考量。由于仅六门科目列入考量，再加上课外活动也有分数，因此能进入最好的初级学院者并不一定是全A1的优秀生。

虽然说内阁已确定限制考生报考的科目，但由于没有新机制来发放公共服务奖学金，预料在来年奖学金的争议仍将不会停止。教育部该深刻探讨限制科目会否让我国的教育问题从一个转移或延伸到另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却没能解决发放奖学金的问题。试问这样对莘莘学子公平吗？

最后，我国社会对于优秀生的价值观有必要从新灌输，大家是时候不该再偏重全A1的考生了，否则，来年这些“背多分”的全A1生会因得不到奖学金，而再度占据头版新闻时，我只能说我国教育始终摆脱不了考试的束缚，全A1的迷思。那我国何时才能真正迈向全人教育，因材施教呢？恐怕遥遥无期吧！

(刊登于2009年12月11日《南洋商报》)

浅谈最低薪金制

印尼政府今年9月要求大马落实对该国女佣最低月薪800令吉，虽然至今仍未有定案，国内制定最低薪金制的呼声不断展开，此课题也随后在国会展开了辩论。

其实，最低薪金制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薪金制，可以是按时薪、日薪、周薪或月薪计算；也有针对个别低收入领域的最低薪金制；甚至如越南般仅设定外来投资者须付予该国劳工最低薪金制。

2007年起，仅有初中三程度的我国公务员是公务员中最低薪金的一群，每月包括基薪与各项津贴的收入是RM1,024.15。这使得工资最少的公务员远离了贫穷线，但私人界就职者并没有如此统一的保障。

我国虽没有设定全国最低薪金制，但有1947年薪金制定理事会法令，可透过成立委员会来制定某领域的合理薪金以保障员工福利。大马职工总会在2008年8月份出版的劳工月刊指出，在四个由该委员会所制定并沿用至今的领域及最低薪金为：承办宴席业及酒店业是RM185（自1982年）；电影院员工是RM175（自1981年）；槟城货物搬运员是RM120（自1977年）；店员是RM250（自1981年）。

四领域薪制未与时并进

其实，1947年薪金制定理事会法令赋权委员会每两年可调整这些领域最低薪金。由于该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曾检讨及调整以上领域的最低薪金，原先有法令保障的四个领域因没有与时并进而失败了。人力资源部在接下来探讨保安及私人诊所助理的最低薪金时，也一并更新其他四个领域的最低薪金，否则该委员会将失去了其应有的运作功能及意义。基本上，目前这些领域的薪金都高于所该委员会设立的最低薪金，并由市场的需求供应决定。

在本季度的国会，种植及原产业部长柏纳东博表示割胶和园丘工人的薪水超过RM720贫穷线，结果被受压迫人民阵线（JERIT）谴责部长没做好功课，误导民众。事实上，在2003年经过劳资双方协商后，达致共识园丘工人每月薪金约700令吉。按照国际劳工法，一个国家若制定了全国最低薪金制，该国国民与外劳得同工同酬。由于这不是法定的最低薪金制，许多低薪的工作已转移给廉价的外劳。

由菲律宾及印度到我国工作的外劳享有至少1400令吉的月薪，这是基于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签署的备忘录中注明的最低薪金。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外劳学历较高，多数为白领员工。无论如何，我国对菲律宾及印度外劳的需求（分别为10,112及164人）相对低于仍未有最低薪金备忘录的印尼（237,256人）。市场需要廉价劳工。若800令吉真的成了印尼女佣的最低薪金，我国35万失业人士愿意与他们竞争吗？

最低薪金制虽成了某些政治人物和社团眼中的万灵丹，认为设定了最低薪金制就能解决我国贫穷问题，减少外劳即能一并解决外劳的问题。事情如此简单吗？薪金委员会能与时代挂钩吗？届时如何应对大量非法外劳的涌入呢？政府的执行力是关键。

(刊登于2009年12月4日《南洋商报》)